烟草在线专稿

　　我是一支烟。

　　从某一刻起，我开始怀疑我自己的价值。

　　铺天盖地的“捕杀”与“追击”，让我无从适应；歇斯底里的面孔，让我怅然；难道，我真的那么十恶不赦？

　　可是，我犹记得他们是爱我的：

　　烟农伯伯每天都会农间地头的照看我，因为我是他们一年生计的重要支撑；生产线上的员工待我和善，提高质量，追求精益；商业公司的经理们敬业推广、走访零售户，希望我能够有不俗的表现；零售户们认真向他人推介，期待着我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入；消费者们，则期待着赛过活神仙的“调侃”与惬意。

　　为什么，我在有些人眼中，我成了这番模样？

　　因为是烟草，所以在他们眼中，我的任何一步都带着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原罪，便连我做善事也会有些“有心人”在那指责我？难道，我捐的款项就便不是善款了么？难道，帮助别人，这不是我应该去做的事情么？何必又来剥夺我的这项权力？

　　有罪的到底是谁？

　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说，所谓商品，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属性。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，是商品的本质属性。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有用性，是商品的自然属性。

　　而我，按照马老的言论，凝结了产业链条上所有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，具有我自己本身的价值；在发生交换的同时，满足了人们的需要，实现了我的使用价值；归根到底，不过是件普普通通的商品。

　　可能，您会说，我是特殊的商品，因为我具有一定的危害性。那么，同样请问，汽车，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会排放尾气、污染空气、甚至造成交通事故，您为何还是要去买那些铁家伙呢？何况，我本身就被有所限制，无论是价格调控或者是买卖渠道，都是通过国家机构协调控制，甚至还有专门的“世界无烟日”来对我或者不吸烟方面需要特别关注的话题进行宣传。　

　　是的，我确实是天生就带有一定的危险系数，所以，打从一开始，我对于自己也是做了限制的，无论是吸食者的年龄，还是购买的渠道，最近还通过了价格调整来减少吸烟者。所以，我也一直在做自我完善。偶尔静夜自省之时，总不免忿忿，因为有些话述，真是太过苛刻。在沸沸腾腾的网络时代里面，任何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，我尊重你表达观点的权利，可是在你尚未清楚事实的情况下，发出的言论，你又是否考虑过，这可能损害了我的权利？对于当事人而言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他们不可承受之重？于你而言，不过一句话，于他们，却是切肤之痛。既是吸烟有害健康，那你就有了选择的权力，别人也有了选择的权力，你不去劝阻别人，你又何苦去为难这个行业？究竟是这个行业的错，还是你的错？倘若真真有那样绝对的事情，又谈什么一分为二的观点？老子又何必千年之前就告知你，福兮祸之所伏，祸兮福之所倚？

　　弗洛伊德说，雪茄有时仅仅只是雪茄。

　　在精神分析学大家弗洛伊德看来，力比多是人类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，他认为人的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动力源泉，是性欲、性本能冲动。正因为这样的言论，不少学者批判他泛性论；可是即使是泛性论的提出者和拥趸者看来，雪茄有时也仅仅只是雪茄。

　　倘若存在即合理，我也有自己的话要说。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其实，烟草行业也不过是众多行业中的一脉分支，不过是国家众多垄断经营的行业之一，不过是上缴国家税利和财政收入的大户之一而已。

　　如果从产业划分来看，我既属于第一产业，也属于第二产业，同时也是第三产业；如果从就业岗位提供而言，满足130多万种烟农、500多万零售户，和50多万烟草工商企业从业人员，粗略算来与烟草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劳动人口超过2000万；可巧的是80%以上的烟叶生产和50%以上的卷烟生产均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，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烟草行业依赖度很高，实现烟草转产和发展烟草替代种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。在2008年之前，包括中烟在内的所有央企都是不需要向国家上缴红利的，赚来的钱全部企业自己留用。2008年之后，国家开始要求一部分央企上缴红利。最初为5%，后来调整为最高15%。2014年，财政部再次下文，提高央企上缴红利比例，中国烟草作为唯一的一类企业，需要上缴利润的25%，中石油中石化等二类企业上缴20%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。到2020年，国有资本上缴红利的比例将提高到30%，如果按照这这个比例，仅中国烟草一家每年就将上缴国家500亿。

　　凡此种种，我要说的无非是，我不过是件商品，任您选购，对我的生死大棒杀器，着实不用；与其口诛笔伐，不偌从自己做起，不抽烟，从身边做起，文明理性控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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