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烟即鸦片。世人为遮个羞脸儿,美其名“阿芙蓉膏”、“福寿膏”。甭管它叫什么,总归算是毒品。笔者以为,抽大烟这宗事不必藏着掖着,也无须为前人讳。旧时有此嗜好的未必多丢人,一口儿不沾的未准儿就高尚。
吸毒固然应该禁止,但也得承认屡禁不止。有清一代自雍正朝就明令禁烟,律例不可谓不严。可到了光宣年,芙蓉膏民却越来越多。民国也如是,美国也如是,全世界都如是。即便眼下中国,可能有人敢说“中国没人抽大烟”,这话也对,或许都改抽白面儿了(海洛因)。
过去抽大烟并非伶界特有。国民上至仕宦文人,下至引车卖浆者,百业九流都有抽大烟的。笔者先母曾讲,本人外祖父即有此好。先母未出阁时(三十年代),凡遇外祖父离京出远门儿,怹与外祖母得忙活一晚上,把外祖父出门儿所需的烟泡儿烧好。所以伶人抽大烟既非个别更不稀奇,只不过他们比旁人理由充分些而已。
从前伶界好角儿几乎都好抽两口儿。像程长庚、徐小香、张二奎、余三胜、何桂山、时小福、俞菊笙、孙春恒、谭鑫培、汪桂芬、黄润甫、金秀山、德珺如、陈德霖、王长林、钱金福、罗寿山、许荫棠、谢宝云、龚云甫、田桂凤、孙佐臣、汪笑侬等,再晚些的裘桂仙、杨小朵、谭小培、刘鸿升、杨小楼、俞振庭、王瑶卿、王凤卿、张毓庭、余叔岩、高庆奎、金少山、侯喜瑞等,一直到张春彦、马连良、孙毓堃、马连昆、谭富英、徐碧云、奚啸伯、高盛麟、裘盛荣等等,都嗜“芙蓉膏”。
伶人抽大烟,原因大致有四。
一是据说鸦片能止咳止泻。演员在台上唱戏,就怕嗓子眼儿突然痒痒。不论唱念,只要一咳嗽,板眼错乱不说,本来是一句好腔儿,兴许得个倒彩。咳嗽这一生理现象说来就来,来了就憋不住,简直就是伶人的一块心病。有人说大烟能治这宗儿(鸦片本身就是药品),伶人就多染此好了。此说能否成立,笔者难下断言。或许与体质有关,并非人人如此。比如“四大名旦”都不抽大烟,也未见他们在台上老咳嗽。(梅先生抽烟卷儿,程、荀二位抽雪茄喝大酒,尚先生烟酒不沾)
说起台上咳嗽还有一件趣闻。大老板程长庚晚年,需二人扶着登台。嗓音虽还清亮,可岁数一大,免不了哪儿有不适。有一天唱《天水关》“先帝爷白帝城”这句时突然咳嗽,“白”字唱成了“拍”字。第二日,京城盛传大老板又出新腔儿了,晚生后辈莫不效仿,“拍帝城”流行一时。
二是大烟能提神解乏。毒品之所以勾人,即它能令人一时心力体力均处于亢奋状态。比如平日瘦弱之人,几筒儿大烟抽完,能扛上两袋儿面行走如飞。迨药力一过,人瘫软如泥。再如眼下那些吸食摇头丸者,一晚上把脑袋当拨浪鼓都不觉得累。倘若没这几粒药丸子,让他扭个脸儿都跟搬山似的。唱戏体力消耗极大,在台上须打足十二分的精神。伶人七年坐科拼命苦熬就为唱红,一生富贵全赖台上这十刻八刻出彩儿。缘此,他们不惜借助大烟刺激提神。
三是脸面问题。抽大烟必然花费大,而你又抽得起,就说明你有钱能挣,具备老板的派头儿。从前伶界有句话叫“不抽大烟,不过一千”,即是说家里若不摆着烟榻烟具,邀角儿的一来,包银准多不了,甭想超过一千块。所以有些角儿不抽大烟也置办一副烟具在家里摆着,一来为同行客人预备着,二来就是给经励科邀角儿的瞧。这也可印证昔年好角儿抽大烟算是常例。
四是伶人来钱快抽得起。过去伶人不论坐科还是入室,只要本钱好又勤奋刻苦,二十来岁就能唱出名堂。再熬上几年兴许就成了角儿。一旦成角儿,戏份儿包银绝非一般工薪阶层能比。暂不论挑班儿的头路角儿,二三路搭班儿的唱一出戏也得十块二十块。再次之的,一出戏两三块份儿钱是有的。
二三十年代北京一般科员月薪大致三十块上下,教授、部长月薪三五百块是最高的了。而像净角儿郝寿臣这样的二路,每出戏四十至一百块不等。一个月唱10天就是大几百块。若再承应堂会或跑外码头,收入相当可观。三四十年代,京角儿跑外码头包银达至顶峰。像梅兰芳、程砚秋这类红透南北的大角儿,月包银至数万块。
前清更无须论。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两银子,一月合15两。光绪初年,时小福、梅巧玲这类旦角儿一出堂会戏份儿即为10两银子。他们每日商演戏份儿大致是堂会的一半儿,每月收入总得百两以上。清末民初,老谭(谭鑫培)的堂会戏份儿高达500两。他民国元年(1912)第五次赴沪月包银一万块。
早年一般烟土每两大致两块钱上下,顶级云土每两四五块钱。烟瘾不大者一两能抽四五天。而一袋白面(50斤)也不过两块钱。伶人钱来得容易(按说也不容易,前二十年须吃大苦出大汗,还得有天赋)自然花得也快。他们除了置宅子及日常吃喝,再无其他开销,由此就给花钱找道儿而染上嗜好。
大烟伤身没有疑问。老话儿说,抽大烟是一年入皮,二年入肉,三年入骨。有些伶人因抽大烟而荒于剧艺,最终潦倒而殁。有些却抽了一辈子。像谭鑫培、杨小楼、余叔岩等,临终也未戒烟。再如马连良、裘盛戎等,他们于1949年以后慢慢戒了大烟,不过也未换得长寿。马先生寿数65,裘先生寿数56,都没活过烟瘾极大的谭鑫培老先生(老谭寿数70整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