烟草作为一种嗜好品，其传播过程中贯穿着吸烟与反吸烟的斗争。明代末年的禁烟活动主要反映在两个层面：一是崇祯皇帝；一为关外清（后金）政权。
　　
　　崇祯皇帝的禁烟理由十分荒谬，据杨士聪《玉堂荟记》记载：“己卯（公元1639年）上传谕禁之，犯者论死……相传上以烟为燕，人言吃烟，故恶之。”封建时代的君主十分讲究避讳，明朝的兴盛与明成祖朱棣息息相关，朱棣最初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燕王，为反对建文帝削蕃，于北平起兵“靖难”，后迁都北京，而北京又有“燕京”之称，古语“烟”与“燕”同声，故吃烟有“吃燕”之嫌。当时，民间私种、私卖、偷吸烟草皆为犯法，甚至有人被杀头。
　　
　　关外清政权禁烟是出于节俭。烟草当时为奢侈品，满人为骑射民族，生活十分艰苦，故清太祖努尔哈赤以烟“耗财货”而下令禁之，但是此令只是法诸于民，王公贝勒照旧吸烟，即所谓禁下不禁上。这就导致王公贝勒在衙门里禁烟，而在家里私用，禁烟无效果。对此事，清太宗皇太极专门询问过贝勒萨哈廉和固山额真那木泰。不久，有朝鲜人在盛京私卖烟草，遭到清将诘责。之后不久，皇太极下令大禁。崇德四年（公元1639年），皇太极发布禁烟告示，包括王府贝勒、贝子在内的官民一律不准栽种、吃卖烟草。过了两年，由于禁而不止，被迫开禁，但只是允许民间自种自吸，不准进行买卖交易。